陈文辉当选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执委会副主席

2010年12月20日，以色列议会延长了该临时法律两年，但是对于遭到质疑的第五条进行了修订，规定只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才能进行聆讯。

所以，尽管早在1985年迪普洛克就展望了未来有可能引入比例原则，作为一个新的审查标准，但其实，直到1998年英国制定了人权法（the Human Rights Act）之前，比例原则并没有对英国的司法产生实质性影响。[12]然而，随着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差异逐渐被认识、被强调，我们很难想象，以分权和法治为基础的公法干预，其对合理的判断，与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的私法上对合理的判断，怎么可能毫无差别？至少干预的基点是不同的，前者的凭据是议会的立法和授权，后者却关注人的主观心态与注意义务。

它们之间或许稍有分歧，却无大碍。该案其实不是发生在英国本土上，而是在安提瓜岛（Antigua）和巴布达岛（Barbuda）。诚如Lord Denning事后评价的，法定机构的裁量从来不是不受拘束的。与英国法官相比，德国法官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他们承认分权，但更在意保障基本权利，也就没有了优劣审查的禁忌。[3]史密斯：《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S.A. de Smith,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London, 1959, p.217）。

[16]这种决定决不是一个有理性的行政机关能够做出来的。在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Hargreaves (1997)案中，上诉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干脆明了地指出，尽管比例原则不是英国法的一部分，但是，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可以借以阐释普通法或者解释法律。故胪举东西国宪法所许之权利，一一证以中国古书，凡为卷三，使中国人民知宪法为沉渊之珠，汲而取之，固所自有。

君主为一国之代表，故有对外之实权。虽无道之政，不足为训，亦可见朝廷自有解散之权。[41]参见[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之后，孙中山改派他赴南洋劝募公债。

至于汤寿潜为何不署真实姓名以及为何肯定此版本《宪法古义》确系汤寿潜所作，都樾和邵勇两先生已有较严肃的考证，[10]笔者就不再赘述。卷一分十节，除君位继承外，列举了君主神圣不可犯等九个方面的君主权力。

关于日本《明治宪法》，人们一般把它称为‘虚假的立宪主义，或‘君主主义的立宪主义。迁徙自由—人情在谋生，政策在殖民，禁迁徙何纷纷。人得保其政权，国斯保其主权。《宪法古义》通篇运用附会的手法，在《尚书》等古代文献中寻章摘句，以论证这种近代立宪宪法为我国故所自有。

卷三概括列举了言论自由等13种类型的国民权利，之后阐述了国民的两项义务：赋税义务和服兵义务。所谓宪法古义，其实就是通篇对古代经典文献断章取义的附会性释义。汤寿潜说：今立宪国民其于元首也尊之、亲之、保护之。汤氏这段话意在告诉我们，赋予并保障国民权利的近代西方宪法思想在古代中国已然存在，《宪法古义》就是为证明这种存在而作。

是故，《宪法古义》可认定是我国最早且最系统地用中国经学传统文化诠释近代君主立宪宪法的宪法释义著作。在清末，立宪派主导的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结合的权力运动。

[34]1905年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在其出使日记序言中写道：我观西国，其重视主权也良至，凡百职司，权必归一，而下此服从焉，未有以分权而能治者也……进而论之，则今日文明诸国之政治，皆吾国所固有也，莫不有其真相焉。正朝外朝之位，见于《周礼·司士》，即西国开上下议院之意，是天子有开会之权。

班固著书，不讳元后之恶，此作史之自由也。中国传统的政制思维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3]无知情权的庶民何来参政议政能力呢？此外，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9]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转引自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在随后的终身官一节中，他提示道：贵族官终身，司法官亦终身，一循例，一创例。对于行政大臣，汤寿潜的核心提示是分之君劳，亦任之君责，他认为，行政者，与立法权对立者也。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并非是两种时空背景不同、主体不同和议题不同的政争，相反，无论是时空背景、主体还是议题它们两者都是一致的。

就其赋予国民基本权利的广泛性而言，汤寿潜《宪法古义》里的宪法足以称得上是近代立宪主义宪法的样本和典范，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汤寿潜对近代立宪意义上的宪法精髓领悟得相当深邃到位。汤寿潜所主张的立宪就是君主高度集权、君主权力几乎不受限制的二元制君主立宪，二元化的君主立宪制堪称是清末立宪派立宪主张的核心特性。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立宪运动，成为清末立宪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周末九流并兴，各持一说，此著书之自由也。

1908年，汤寿潜与郑孝胥、张謇等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后者以两年为限正式召开国会。它是‘在容忍强大的君权的同时导人立宪制而形成的政治原理。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取胜而告终，国内舆论界与官场咸以为非立宪不足以振民心，非立宪不足以强国家。1886年，汤寿潜投奔山东巡抚张曜做幕僚开始其政治社会活动。《书》曰‘任官惟其贤，《礼记·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是任官之权当归君主也……。产业自由—英国三大自由，田地居其一，不据法律不能夺。

一、汤寿潜及其《宪法古义》清末立宪运动领袖张謇曾评价汤寿潜是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成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11]卷二除阐述议院的立法、监财等权力与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上院情况外，还列举了行政大臣之权责以及法院之权利。参见柏杨：《中国人史纲》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8、672页。

邵勇：《汤寿潜＜宪法古义＞宪政思想论析》，载里赞主编：《近代法评论》总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63页。其二，长期以来，汤寿潜《宪法古义》一直藏于深闺未被公开再版，知之者甚少，以致于不少当代学人还以为《宪法古义》是部只存序言与目录的未完成著作。

在路门外者为正朝，在路寝者为内朝。国不治，问之代议士，该规定的谨案解释全文则是：《书》‘民为邦本，《孟子》‘民为贵，诚以民为国家主体。在谨案中，他说：苏忿生世为周司寇，至东周未替，则刑官不独终身已也，且从而世袭之。《书》立政庶言、庶狱、庶慎。

立宪派以附会的手法宣传立宪，意在化立宪运动引起的中西之争为古今之争。牵强附会如此，叫人惊愕。

而类似重复《宪法古义》所在多有，如卷三中的服官权与参政权亦相重复。1890年出版其成名作—《危言》，比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早4年喊出了惊世并警世的危言，汤寿潜维新思想家的名声由此确立。

[17]这说明，汤寿潜明确主张法院独立，要求司法与行政相分离，行政机构不能干涉法院司法。三、司法和民权：深得近代立宪之道汤寿潜《宪法古义》对君主权力之限制几无意识，名曰立宪，可君主权力依然不受制约，此乃《宪法古义》未领悟近代立宪真义之铁证。